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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商林李黎律海新帆》| 青年律师风采第四期——陈佩姿律师:双法系复合型涉外先锋

模块一:人物名片

1.人物素描


 

陈佩姿律师,香港居民内地执业律师现为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本科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硕士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兼具大陆法系与普通法系法学教育背景

陈佩姿律师专注于跨境法律服务领域,长期深耕跨境投资并购、跨境公司治理与合规及跨境争议解决业务,具有丰富的涉外交易结构设计与复杂项目实务经验,能够为客户提供贯通境内外法律体系的整体解决方案。其服务客户涵盖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跨境经营主体,参与多项重大跨境收购重组、海外架构搭建及业务合规公司治理、跨境争议解决案件,在香港、澳门及内地欧美相关司法程序中均具有丰富实务经验。

同时陈佩姿律师积极参与涉外法律与仲裁事务,担任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创业导师、华南(香港)国际仲裁院及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庭秘书、深圳市前海一带一路法律服务联合会研究员,并获评“广东省涉外律师新锐人才”及“深圳市涉外律师新锐人才”。

 

2. 个人专业理念或个人风格的“律师金句”

做人为先,专业为本,如履薄冰,不忘初心。

模块二:故事分享

1. 入行初心:为何选择律师职业?执业生涯中最有成就感或最棘手的瞬间?

我从6岁起就立志成为一名律师,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改变。那时候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会被剧中律师在法庭上的表达与气场所吸引。在我眼中,律师是一个既“有型”,又能通过专业能力实现公平与正义的职业。

后来进入法律学习与执业阶段,这种最初的直觉逐渐被现实验证并不断深化。我开始真正理解,律师职业并不是“替是非下结论”,而是在事实不清、利益交织、规则交错的结构中,重新梳理路径与边界。

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更体现了复杂性与挑战性。每一个案件都具有独特的背景与结构,没有标准答案,需要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梳理逻辑、识别风险,并从客户的真实需求出发,反推出清晰可行的法律路径。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律师工作的核心价值所在。

对我而言,最大的成就感并不来自“答案本身”,而是从混乱中逐步建立清晰,从不确定中推导出路径,并最终帮助客户高效实现目标。

 

2.在华商林李黎的成长在联营所平台的独特收获,或参与重大项目、跨境跨法域项目的体会。

我的执业起点并不算顺利。由于香港居民律师在内地诉讼业务中的执业限制,在传统的内地争议解决团队中我不具有优势,这也使得我一度面临较为棘手的职业定位挑战。

真正的转折来自于加入华商林李黎联营所。在这样一个连接内地与香港法律体系的联营平台中,我逐渐找到了与自身背景更契合的专业位置,也重新理解了“跨境律师”的职业内涵。

联营所本身并不仅仅是机构层面的合作机制,更是内地与香港法律制度交汇与融合的具体实践。在这一平台中,法律服务不再局限于单一法域,而是需要同时理解规则差异、制度边界与商业目标之间的转换关系。

在实际项目与跨境业务中,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方式:既理解内地法律体系的规则结构,也理解香港及普通法体系的运行逻辑,并在两者之间寻找可衔接、可落地的解决路径。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渐从“适应平台”走向“定义角色”——不仅参与跨境交易与争议解决的具体工作,也在更宏观层面参与内地与香港法律服务的连接与协同。在两地经贸与社会交流不断深化的背景下,这种连接本身,也成为我执业价值的一部分。

 

  3.平台赋能:在华商林李黎这个国际化、跨法域的平台上是如何获得独特成长机会和资源的

华商林李黎作为全国首家联营律师事务所,其价值不仅在于跨境联营机制本身,更在于持续承接来自政府机构、国有企业及大型企业的复杂法律事务,使律师长期处于多法域交织与高强度实务训练的环境之中。

在这一平台中,我逐渐形成了对跨境法律服务的系统性理解:即不仅处理单一法域内的法律问题,而是在不同法律体系之间识别结构差异、衔接规则逻辑,并将其转化为可执行的交易安排与争议解决路径。这种持续的高复杂度案件实践,使我从以“完成具体工作”为导向的执行角色,逐步转向以“构建解决路径”为核心的专业思维,并在跨境交易与争议解决中形成相对稳定的方法论框架。

对我而言,联营所所提供的核心赋能,不仅是案件经验的累积,更是在跨境法律实践中形成理解结构、整合规则与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体系。

 

模块三:专业纵深

1. 我最擅长的领域:精炼介绍其核心业务领域,分享一个近期参与的典型项目或案件,讲述如何运用法律智慧解决复杂问题。

我的核心执业领域仍聚焦于跨境法律服务,包括跨境投资并购、跨境公司治理与合规,以及跨境争议解决。

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典型案件,我作为主办律师之一参与处理某深圳国有上市集团在香港持有的子公司治理僵局问题。该公司设立于上世纪90年代,由于历史股权结构及治理机制缺陷,长期处于控制权失灵状态,控股股东无法实现对公司实际经营的有效管理。

该项目的核心难点在于:传统的股权调整或董事会层面的路径均难以突破僵局,且案件同时涉及香港公司法下治理失灵救济机制、债权基础认定及强制清盘程序适用等多重法律问题。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我们并未沿用常规“股权争夺”思路,而是转向从债权与公司治理失效结构入手,设计通过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债权人强制清盘的整体解决路径。在此基础上,结合诉讼推进与商业谈判的双轨策略,逐步削弱对方阻力并推动程序落地。该案件最终成功实现清盘处理,不仅彻底解决长期治理僵局,也实现了国有资产风险出清与结构重整。

这一过程体现了跨境复杂案件中,将公司结构问题、程序工具选择与争议解决策略进行整体设计与统筹的能力。

 

2.我对专业的理解:分享对该领域的前沿观察或独到见解,展现思想深度。

我对跨境法律服务的理解,可以归纳为两项核心能力:域规则整合能力与交易及争议全流程系统设计能力。

法域规则整合,意味着在不同法域制度逻辑之间识别差异与冲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衔接、可执行的统一法律分析框架;而全流程系统设计,则要求律师的工作贯穿交易结构搭建、执行安排及争议解决路径设计,使法律服务不再局限于单一节点,而是形成覆盖交易全生命周期的解决方案体系。

与此同时,随着AI技术的发展,信息获取本身已变得高度低成本甚至趋于同质化。在这一背景下,法律服务的核心价值正在发生转变:差异性不再来自信息本身,而更多来自对信息的处理能力。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提出问题的能力,以及从复杂事实中准确识别争议焦点与核心结构的能力。换言之,律师工作的重心正在从“获取答案”,转向“定义问题”。

在跨境法律服务中,这一能力尤为重要——只有能够精准拆解问题结构、抓住争议核心,并在多法域规则之间建立清晰的分析路径,才能真正形成具有可执行性的高效的解决方案。

 

3.创新实践:介绍其在“法律服务总承包模式”等创新服务中的角色与贡献。

在联营所平台的实践中,我深度参与“法律服务总承包模式”等跨境创新法律服务体系,并在其中逐步从项目执行者转变为整体方案设计者。该模式以客户整体商业目标为导向,将跨境交易、公司治理、合规及争议解决等分散法律需求进行一体化整合,强调跨法域、跨阶段的系统性法律服务能力。

在具体工作中,我主要负责跨境项目的结构设计与多法域协同整合,通过理解境内客户的决策逻辑与境外律师的执业模式,在不同法律体系之间建立可衔接的协作机制,并将分散的专业判断转化为统一的解决方案表达。同时,在方案设计阶段前置风险识别与路径预判,使法律服务从单点响应转向全流程统筹与系统化交付,克服了客户最担心的程序与结果不可控的风险。

在这一过程中,我逐步形成了以“跨法域整合”与“全流程设计”为核心的工作方法,并在持续实践中不断强化整体统筹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

 

4.未来展望邀请律师谈谈对行业未来的看法,以及自己希望在平台上实现的目标。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中国企业的全球化进程正在持续深化,“走出去”已从个别企业的战略选择,逐步演变为更广泛的产业趋势。无论是跨境投资、海外并购,还是全球供应链布局的重构,都在不断催生对跨境法律服务的系统性需求。

在这一过程中,法律服务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是对单一交易或争议的事后响应,而越来越多地前置到企业全球化布局的结构设计与风险统筹之中,成为企业国际化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AI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信息与专业服务的基础结构,使信息获取的门槛显著降低。在这一背景下,跨境法律服务的核心竞争力将更加集中于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问题结构的定义能力,以及跨法域规则整合与方案设计能力。

对我个人而言,希望在这一行业变革与中国企业全球化同步推进的进程中,持续探索更高效、更系统化的跨境法律服务模式,使法律服务从“问题响应”进一步走向“结构设计”,在提升服务效率的同时释放律师更多专业思考空间。

同时,也希望能够依托华商林李黎这一跨境联营平台,在中国企业出海与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与平台共同完善跨境法律服务的组织方式与协作机制,并在实践中与律师同仁共同实现体系化成长,使专业能力的积累与行业发展形成正向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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