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律师风采｜曾卓：做懂博弈的股权律师，做懂交易的争议律师

模块一：人物名片

1. 人物素描

 

曾卓律师，湖北洪湖人，现为华商林李黎（前海）联营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青年律师工作委员会主任。本科毕业于西北大学，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现任广东省法学会海洋法学研究会理事、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律师团顾问。

在执业方向上，曾卓律师目前重点聚焦于股权与跨境电商两大领域，业务范围涵盖股权交易、公司控制权争议、投融资与资本运作、重大商事争议解决，以及跨境电商企业在交易模式、平台规则、供应链合作、海外仓安排与跨境合规方面的法律服务。加入律师行业前，其曾在某国企从事投资业务，参与过股权投资、基金设立及产业项目落地等工作。这段经历，使其在后来的执业中始终保持较强的商业理解、结构意识与交易视角。

2. 律师金句

“我更愿意做一个懂博弈的股权律师，也做一个懂交易的争议律师。”

 

模块二：故事分享

1. 入行初心

如果回头去看，我走上律师这条路，并不是一开始就按部就班规划好的。我的本科是历史学，后来跨专业考入复旦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历史训练让我习惯于在复杂材料中寻找脉络、在纷繁表象中把握关键变量，而法律则让我进一步找到了一种更贴近现实世界的表达方式：它不仅关乎规则本身，更关乎利益分配、秩序建构与复杂关系中的判断。

研究生毕业后，我先在一家国企从事投资业务。那段经历让我较早接触到项目运作、资本逻辑、企业决策和商业谈判，也让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想做的，不只是参与项目，而是依靠专业能力本身去独立判断、独立输出，去处理那些真正复杂、真正考验人心智和能力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我后来选择进入律所，从律师助理做起，正式转向律师职业。

执业过程中，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往往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赢了一个案件”，而是在一个看似僵持、甚至已经接近无解的局面里，重新梳理出主线，帮助客户找到破局路径。对我来说，法律服务的真正价值，从来不只是把规则讲清楚，而是在复杂博弈中把问题拆开、把结构看透，再把解决方案重新搭起来。这种从混沌到清晰、从僵局到推进的过程，是我在执业中最有成就感的部分。

2. 在华商林李黎的成长

加入华商林李黎以后，我最大的变化，不只是业务经验的累积，而是执业坐标的变化。刚入行时，我接触的业务范围比较广，常年法律顾问、并购、基金、REITs、立法项目、员工跟投、IPO、混改、发债等都有涉及。随着执业深入，我逐渐发现，自己更擅长、也更有兴趣的，是那些交易和争议高度交织、法律与商业紧密耦合的事项，特别是股权类项目、重大商事争议以及跨境业务。

联营所的平台让我越来越深地体会到，交易与争议并不是两条割裂的线。一个真正成熟的交易律师，不能不理解争议为何发生；一个真正成熟的争议律师，也不能不理解交易原本是如何设计的。正是在这样的交叉训练中，我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专业方法：看问题不能只盯一个条款、一个诉请、一个程序动作，而要看背后的商业目标、控制逻辑和博弈结构。这种能力，并不是单靠某一个案件或某一类项目就能训练出来的，而是平台、业务类型和持续历练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平台赋能

华商林李黎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单一法域、单一业务视角的平台，而是天然具有国际化、跨法域、跨专业协同的基因。今天很多客户面对的问题，尤其是在股权、资本运作、跨境业务和跨境电商领域，已经很难用单一视角去解决。背后往往涉及不同主体、不同交易安排、不同监管要求，甚至还涉及境内外规则体系之间的衔接与转换。

在这样的平台上成长，最大的收获首先是视野。你会被不断推着离开单点作业的舒适区，去理解更复杂的商业环境。其次是协同。很多复杂事项并不是某一个律师单兵作战就能完成的，联营所的平台可以让不同专业、不同法域背景的律师更高效地协作。最后是机会。平台给青年律师提供的，不只是参与项目和案件的机会，更是逐渐形成个人方法论、专业表达和品牌定位的机会。对我来说，这种赋能并不抽象，它真实地体现在我处理问题的方式上，也真实地体现在我今天逐步清晰起来的专业标签上。

 

模块三：专业纵深

1. 我最擅长的领域

如果用两个关键词概括我的核心业务领域，我会选择股权和跨境电商。

股权之所以成为我的核心方向，是因为很多企业最本质的法律问题，最终都会落到股权这一层：如何进入，如何安排，如何控制，如何退出，如何在合作中实现利益平衡，如何在失衡后处理控制权和责任问题。表面上看，股权是权利载体；实质上，它往往承载着公司的控制结构、利益分配、融资逻辑和治理秩序。我比较擅长的，正是从结构层面理解股权问题，而不是把它只看作一纸协议或某个静态安排。

跨境电商则是我近年来持续聚焦和研究的另一核心方向。这个行业高度复杂，平台规则、供应链组织、品牌出海、海外仓、履约链条、知识产权、税务与跨境合规要求相互交织。它不是简单的合同问题，也不是单一的合规问题，而是一整套系统性的商业与法律结构问题。也正因为如此，这个领域特别需要既理解商业模式，又理解法律风险的律师介入。

在争议解决方面，我参与办理过多起重大商事诉讼和仲裁案件。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涉及到某上市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该案件标的超过4个亿，案件围绕上市公司股份转让、补充协议效力、定金责任、剩余股份转让款支付及保证责任等问题展开，争议链条较长、事实关系复杂，并经历首次仲裁、撤裁和重新仲裁程序，最终仲裁庭支持了我方关于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利息、律师费及保证责任的核心请求。

这类案件对律师的要求，并不只是把法条找准，而在于能否在复杂交易背景和庞杂事实中找到决定胜负的主线，能否把交易文件、履约过程、程序攻防与裁判逻辑重组为一个完整、清晰、足以说服仲裁庭的叙事。在我看来，这恰恰也是法律智慧真正发挥作用的地方。不是把问题越说越复杂，而是把复杂问题重新梳理到可以被判断、可以被推进、也可以被解决的程度。

2. 我对专业的理解

我一直认为，律师的专业深度，不在于背熟了多少法条，而在于能否在复杂关系中识别真正起决定作用的结构。

尤其在股权和跨境电商这两个领域，表面上的问题常常只是入口。股权业务表面上看可能是协议效力、股转价款、表决权安排，实质上往往涉及公司控制权、利益分配机制和治理秩序；跨境电商表面上可能是买卖合同、平台处罚、仓储履约或供应链协同，实质上背后则是平台规则、货物流与资金流分离、品牌控制和跨境合规的整体逻辑。真正有效的法律服务，不应只是就事论事，而应能够看清问题背后的结构，并在结构层面给出判断。

我不太认同那种只会给客户罗列风险的法律服务方式。客户要的，不是一份抽象的风险清单，而是判断：哪些风险是真风险，哪些是可控风险；哪些问题值得防，哪些问题可以换；什么路径最现实，什么成本最值得承担。律师只有把复杂问题转化为清晰判断，再把判断转化为可执行方案，专业才真正有价值。

3. 创新实践

在今天的市场环境下，企业客户面对的往往不是某一个孤立的法律问题，而是一整套连续性的事项：前端商业谈判、交易结构设计、文本落地、履约管理、风险预警，再到后端争议预防与处置。单点式、碎片式的法律服务，越来越难满足客户真实需求。在这种背景下，我越来越认同“法律服务总承包模式”的价值。

在这一模式中，我更倾向于扮演“结构整合者”和“方案落地者”的角色。一方面，要能够准确识别客户问题的核心，不被表层需求带偏；另一方面，也要能够把不同业务模块、不同专业资源整合起来，形成统一的法律语言、风险口径和推进路径。无论是在股权交易、重大争议解决，还是在跨境电商企业商业模式与合规体系设计中，这种综合整合能力都显得越来越重要。对客户而言，真正有价值的法律服务，不是若干零散意见的堆砌，而是一套能够推动事项向前走的整体方案。

4. 未来展望

我对法律行业未来的判断，是它会越来越明显地朝两个方向演进：一方面，专业分工会越来越细，客户会更加看重律师在某一类复杂问题上的深度和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单一技术型律师的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真正能够脱颖而出的，是那些既有专业深度，又能理解商业逻辑、整合资源并推动问题解决的人。

对我个人而言，未来我希望继续把“股权”和“跨境电商”这两个方向做得更清晰、更锋利，也希望在交易与争议两端进一步形成自己的方法论和专业辨识度。与此同时，依托华商林李黎的平台，我也希望不仅把自己做好，还能推动更多青年律师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方向，建立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和市场认知。因为我始终相信，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平台，不只是拥有成熟业务和资深律师，也一定要有一批正在快速成长、敢于承担、敢于打硬仗的青年骨干。